12月18日，福建高院分享了一起民事案件的调解案例。男子未考上编制求复合被拒，后在前女友住处跳楼身亡。男子父母将其前女友诉上法庭，索赔35万元。后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一致。以下为此案法官，罗源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兰丽群的分享：
一场没有赢家的诉讼
2021年，男子李平与同事徐丽确认了恋爱关系。2022年7月，因双方家庭、工作等各种因素，两人约定暂时分开。徐丽称如果李平能通过编制考试并被单位录取成为正式员工后，再考虑复合。遗憾的是，李平并未被招录单位录取。李平对徐丽一往情深，多次找过徐丽，徐丽起初态度有些犹豫，但最终拒绝了李平的复合请求。2023年2月，李平在同事处得知徐丽屏蔽了他并宣称有了新男友，随即深夜前往徐丽住处。在致电徐丽寻求见面被拒后，李平最终选择在徐丽住处的消防应急通道跳楼自杀，后经抢救无效身亡。
2023年7月，李平父母以侵害生命权为由将徐丽告上了法庭，请求判令徐丽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5万元。
刚接到卷宗，书记员就向我讲述了案件背后的故事：“这个案件年初在我们当地闹得沸沸扬扬。听说李平父母去徐丽工作地方和家里闹了几次，也在网络上发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徐丽单位领导多次出面调和但都没成功，她的生活很受影响。”本地县城不大，些许风吹草动都能掀起满城风雨，而这样的一起因情自杀案不管其中案情如何，身为一方当事人的徐丽都无法避免身陷舆论的漩涡。在初步了解案情并查阅类案后，我意识到“要想真正让这起纠纷化解，调解也许是更好的选择。”
一次剑拔弩张的庭审
尽力促成调解的思路是定了，但面对怨结重重的双方，怎么调？我茫然无绪，抱着进一步探究案情的好奇，我决定先单独接触一下被告方，试探其对前男友的感情深度，试图打开调解的钥匙。
“这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接了他要求见面的电话后，只是觉得在深夜见面不合适，拒绝了他的要求，而且他当时情绪平稳，跟我说没事，并没说什么其他的……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，我不应该赔偿，不同意调解。”出乎意料，与被告徐丽的沟通一点都不顺利。整个交谈过程中，她始终带着戒备，不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，对于赔偿也非常抵触。
而原告一方坚持要求赔偿35万元，一分不让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决定先开一次庭，让双方在法庭上正面碰撞，听听谁更有道理。
“她在恋爱中一直对我儿子进行精神和经济上的控制，还经常在微信聊天里跟我儿子说我这个母亲的坏话，怂恿我儿子若结婚就离开我们，是她导致了我儿子自杀……”庭审中，原告的情绪很激动，反复提及一些与案件审理关联性不大的聊天记录，并加之自己的猜测推理。但我并未制止，原告压抑许久的情绪如果能够通过庭审抒发出来，或许更有利于推动案件的调解。
然而庭审中，被告徐丽并未出庭，而是全权委托了代理律师。
“从现有证据来看，被告与原告儿子之间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，也不具有过错……”被告代理律师从侵权的构成要件出发逐一陈述。“原告儿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其死亡虽然令人遗憾，但并不意味着被告就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……”
一场庭审下来，我能感受到原告失独的痛苦。我原以为她会在庭审中“撒泼”，但她的表现比我想象的好，我及时肯定了原告在庭审中克制的态度。庭审结束后没多久，原告代理律师就向我们表达了将赔偿金额降到10万元的调解意愿。
但被告代理律师偷偷告诉我，徐丽只愿意补偿5000元。根据上次与被告的接触，我没有立刻联系被告来做调解工作，而是改变了思路，通过她的律师做工作。
“逝者已逝，生者还将继续面对今后的生活。希望双方在庭后能考虑通过进一步的调解，促成本案了结。”我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对于这种当事人对抗性特别强、矛盾特别尖锐的纠纷，我们不能操之过急，需要适当地“冷处理”，给被告方一定的时间冷静考虑。
“5万元，她最多愿意补偿5万元。”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，我接到了被告代理律师的回电，律师告诉我这是她能尽力争取的最大结果。
“双方的差距只有5万元，应该还有戏，是时候趁热打铁，让双方当事人见见面！”我交代书记员马上安排时间，通知双方当事人都到庭，再做一次调解。
一趟真心碰撞的见面
尽管已做足了一定准备工作，但对这个案件的调解我还是没有很大把握。原告愿意再让步吗？“如果原告不同意退让，可以……”老庭长也在给我出谋划策。
考虑到原告对被告恨意难消，我征求其代理律师意见后，决定先采取“背靠背”调解法。在跟双方当事人接触前，我先召集了双方的代理律师，征求了一下两位代理律师的意见，发现他们都非常愿意促成调解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。我把原告安顿在另一间调解室内稍作休息，先与被告开始沟通。
沟通过程中，我仔细观察被告的神态、动作，注意到她从上次的漠然、无所谓到这次眼神中流露出些许期盼、渴望，便让书记员送来一杯水。应该是我上次的接触起了作用，被告对我们的戒备明显放松了许多，也更愿意跟我们交流了。
“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，也知道你最近承受了很多无端非议。我想李平的死也是你不愿意看见的。但原告就这一个独子，辛苦抚养成人。他却因与你的感情纠纷而跳楼自杀，失独老人的痛苦可想而知，将来他们的生活怎么过？”
“能否考虑看在之前你与李平也曾情投意合的美好经历上，再适当提高些补偿费用，作为对老人家的心理慰藉呢？”
“我听说，你最近的生活还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，被迫辞去工作到外地谋生。如果今天能调解成功，我们也会努力做原告工作，不再干扰你的生活，让你们各自继续好好生活。”
……
调解室内，我坐在被告身旁，换位思考，与她推心置腹地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交流沟通。
面对仍深陷丧子之痛的原告，我觉得耐心倾听才是治愈伤口的良药。调解时懂得倾听，很多时候比会说更重要。在沟通过程中，原告将失子之痛向我倾盘倒出。见她情绪比较激动，我便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握住她的手，安抚她的情绪。原告一脸认真的恳求，跟我说：“法官，我要见见被告，当面把话问清楚。”见她的情绪已逐渐缓和，我决定让她们“面对面”调解。
“你怎么那么狠心？李平死后，没见你上门来见我们一面。事情过了这么久，我到你们单位闹过吗？正是考虑到你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，也不想对你提出过分要求，我们就是想看到你的态度！”
“阿姨，我是想去看你们的，但我害怕……这段时间，我也和你们一样痛苦。李平走了，我今后永远也迈不过心里这个坎了……”被告一开口，泪水就夺眶而出，压抑的情绪一泄而发。原来，她并不是冷漠，而是不敢也不想面对这段让她伤心的往事。
这一次见面，双方都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情绪。心里的话都当面说开了，两颗因这场悲剧而疏离的心逐渐靠近，调解看到了希望。
“逝者无法生还，但你们的生活还得继续，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不愿意看见你们对簿公堂……”见状，我以情为线，拉住双方的手握在一起。
最终，双方放下怨结。历时两月之久的调解工作，在经历了4个小时的“拉锯战”后，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我和法官助理、书记员都忘了错过午餐的饥饿，如释重负，莫名欢喜，都觉得这班加的值！
（该案人物名均为化名）
综合福建高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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